
文|避寒
编辑|避涵
1689年,清朝和俄国签了一份条约,结果两边都喊亏。中国人说我们丢了贝加尔湖,俄国人说我们被赶出了黑龙江。
一份条约,两种委屈,到底谁在说谎?其实谁都没说谎,但谁都只讲了对自己有利的那一半。

一、刀尖上的谈判——索额图和戈洛文差点在尼布楚打起来
1689年夏天,尼布楚城外的河面上,停满了中国战船,索额图到了。这位康熙朝的第一权臣,带着将近一万人浩浩荡荡开到了谈判地点。
光骆驼就三四千头,马匹上万。法国传教士张诚在日记里记得很清楚,中国水军的舰船排在江边,岸上到处是营帐,陆军加上亲兵和夫役,黑压压一片。
这哪是来谈判的,这分明是来示威的。
俄方大使戈洛文也不是省油的灯,他从莫斯科出发时带了五百卫兵、二百七十车弹药粮草,路过托博尔斯克又加了一千四百多哥萨克骑兵和火枪手。两千多人的队伍,四分之三是军人。

沙俄主要谈判代表戈洛文
双方约定,各带二百六十人佩刀入场,不许夹带其他武器,入场前还互相搜身。但戈洛文后来自己在报告里写了:他的哥萨克卫兵没带枪,口袋里塞的是手榴弹。城里的俄军更是全天候刺刀出鞘、子弹上膛。
谈判一开始就谈崩了。
索额图开口要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为界,意思是,你们俄国人从东西伯利亚全部退出去。戈洛文当场拒绝,反手提出以黑龙江为界,北边全归俄国。
这两个方案差了几百万平方公里,根本没有谈的基础。

几轮交锋毫无进展,戈洛文急了,往尼布楚城里增派三百名火枪手,摆出一副"谈不拢就开打"的架势,还扬言要终止谈判。
索额图也不怵,直接下令对岸清军渡河,封锁尼布楚水道,同时派五百人重新包围雅克萨,还烧掉了哥萨克人在城外种的庄稼。
最后是两个欧洲传教士救了场。张诚单独去见戈洛文,转达清方愿意再退一步的方案,徐日升也多次穿梭斡旋。在一次会面中,戈洛文表示死活不肯放弃雅克萨,徐日升直接拂袖走人。
最终双方各退一步,以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划界,雅克萨归中国,尼布楚归俄国,条约用五种文字刻碑立界。

但盖章的时候又出了幺蛾子,俄方代表用蜡油盖章,章面模糊不清。中方代表则规规矩矩用满文签字,盖上了"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"的大印。
这份条约从落笔那天起,就注定是一笔糊涂账。

康熙为什么在打赢了的情况下还要让步?
很多人不理解雅克萨已经打下来了,俄军只剩一百来号残兵,为什么康熙还要让步?
因为他的眼睛根本不在东北。
1689年的康熙,面前摆着一盘更大的棋。东北方向,雅克萨确实赢了。但西北方向,一个叫噶尔丹的人正在掀翻整个蒙古草原。
噶尔丹不是一般的草原部落首领,他年轻时在拉萨学佛,五世达赖亲自给他灌顶,但他骨子里不是念经的料。史书说他"不甚爱梵书,惟取短枪摩弄"。

还俗之后,他凭一支骑兵横扫天山南北,征服了叶尔羌、哈萨克、塔什干,势力一度打到阿富汗边境。
这人最狠的一招,不是打仗,是搞外交。
就在清俄雅克萨之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,噶尔丹派使团去了莫斯科,主动跟俄国人套近乎,表达"联合对抗清廷"的意思。
俄方使团戈洛文心领神会,和噶尔丹达成了默契。紧接着,噶尔丹就出兵横扫了喀尔喀蒙古,等于从背后把正在跟俄国人对峙的蒙古各部捅了一刀。
这一下子,局面全变了。康熙原本派索额图走色楞格斯克去谈判,结果噶尔丹打过来了,使团被迫中途改道尼布楚。

两线作战,是任何统帅的噩梦。
康熙做了一个判断,俄国人远在万里之外,兵力有限,一时半会儿翻不了天。但噶尔丹的骑兵已经杀到了家门口,喀尔喀蒙古全线崩溃,漠北草原落入敌手,再不管,下一步就是兵临长城。
于是那道密旨发出了:先以尼布楚为界跟俄国人谈,如果对方死咬不放,可以退到额尔古纳河。
这不是软弱,这是取舍。
条约签完的第二年,康熙就腾出手来亲征噶尔丹。乌兰布通一战,打掉了噶尔丹的驼城阵。六年后昭莫多再战,准噶尔主力被歼灭。

噶尔丹众叛亲离,在逃亡途中死去。此后清朝又用了几十年,最终在乾隆朝彻底平定了准噶尔。
回过头看,尼布楚条约换来了东北方向一百七十年的安宁,让清朝得以集中精力解决西北问题。这笔账怎么算,各人有各人的看法,但至少康熙当时的选择,是有清晰战略逻辑的。

俄国人凭什么觉得自己亏了?
说完中国这边,再看看俄国人的委屈。
在俄国人的历史课本里,尼布楚条约是彼得大帝时代的一个"外交耻辱"。
俄方出版的《彼得大帝》一书里写得很直白,这个条约把黑龙江两岸割让给了清帝国,让俄国丢掉了一条可以通航的西伯利亚大河。
苏联时期的史学家走得更远。他们把雅克萨之战定性为清朝对俄国发动的"武装侵略",把尼布楚条约说成是在军事威胁下签订的"不平等条约"。远东考察家涅维尔斯科伊更是直接用了"悲惨的结局"这个词。

俄国人的逻辑是什么?
他们觉得自己是拓荒者,不是侵略者。从十六世纪开始,哥萨克骑兵翻过乌拉尔山一路向东,穿过西伯利亚那片几乎没有多少人烟的冻土带,逢河搭桥、遇山建堡。
到十七世纪中叶,他们已经在黑龙江上游建起了雅克萨城,种地放牧,过起了日子。在他们看来,这叫"先到先得"。
俄国史学家瓦西里耶夫还提了一个论点:贝加尔湖以东的布里亚特人是"自愿加入"俄国的,清廷既没在那里修城堡,也没派过官员,凭什么说那是你的地方?
这套说辞经不经得起推敲?当然经不起。但它揭示了一个核心矛盾,中国和俄国对"领土"的定义方式完全不同。
俄国人的标准是欧洲式的:修了堡垒、派了驻军、画了地图,这才叫占领。
而中国传统的边疆治理讲究的是羁縻。远方部族向朝廷纳贡称臣,朝廷不直接管你的内政,但你就是天朝的藩属,不需要在每个山头上插旗子。

两套规则,一张地图,吵到天荒地老也吵不出结果。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百七十年后,俄国人撕毁尼布楚条约时给出的理由理直气壮:"这份条约是被迫签的,本来就不算数。"
然后瑷珲条约、北京条约接踵而至,外东北易手。在俄国的叙事体系里,这不叫侵略,叫"拿回自己的东西"。

传教士的暗棋——谁才是这场博弈里真正的赢家
整个尼布楚谈判中,最容易被忽略的角色,是那几个穿黑袍的欧洲人。
徐日升和张诚,名义上是康熙钦点的翻译。但传教士这个群体,在这场外交角力里的角色远比翻译复杂得多。
早在谈判之前几年,在北京的传教士南怀仁就给俄方递过话,表示愿意为沙皇效力。
俄方对此高度重视,戈洛文临行前专门从国库拨了一百卢布的礼物,让信使带去北京打点南怀仁。更早之前,俄国使臣赖果尼来华时,南怀仁就帮着传递过清廷的机密信息。

然而到了尼布楚谈判现场,徐日升和张诚的表现却让俄方吃了一惊——这两位传教士不但没帮俄国人说话,反而积极替清方辩护。张诚多次单独去见戈洛文传递中方方案,徐日升则在关键时刻据理力争。
为什么传教士们要"两头下注"?
说穿了,对耶稣会士来说,清朝和俄国都只是工具,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天主教在远东的影响力。
帮清朝签一个体面的条约,能巩固传教士在康熙宫廷中的地位;暗中跟俄方保持联络,又能在东正教体系里留条后路。
结果就是两个对欧洲国际法一无所知的帝国,在几个传教士的撮合下,竟然按照当时欧洲刚刚形成的国际法原则,完成了一次正式的边界谈判。

拉丁文成了条约正本的语言,这份条约经传教士之手传回欧洲,成了十七世纪国际法实践中一个独特的案例。
三百多年后再回头看,这份条约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也许不是谁亏谁赚,而是它揭示了一个至今仍在上演的规律:在大国博弈中,制定规则的人,往往比坐在牌桌两边的人收获更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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